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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消失的時候讀后感

  晚霞消失的時候讀后感(一)

  《晚霞消失的時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極具爭議的作品。少年時代的李淮平與南珊在春暖花開的時候相識,并且彼此萌生愛意。然而,在“文-革”中,出身國民黨家庭的南珊受到批斗,而坐在批斗臺上的正是李淮平。內心情感與社會角色的強烈沖突致使他們形同陌路,各奔東西。

  二十年后,作為軍艦軍官的李淮平在泰山山頂再次遇到南珊。這時候,南珊已經從當年單純的少女成長為一名成熟的翻譯官。這時,李淮平向南珊表達多年來內心的情愛與悔恨,然而為期已晚。

  這是一個傷感的愛情故事,同時也是一部現代中國思想解放的激動人心的文獻。小說中對文明和野蠻、科學與宗教、愛與恨、情與理、真善美的關系的形象性探索令人深思。


晚霞消失的時候讀后感(二)

  《晚霞消失的時候》是一部最令我感動,然而又最感到困惑的當代小說。而且讀完這部小說后,最令我感到困惑的不是小說的本身,而是寫得這樣好的一部小說,我在此前居然聞所未聞。在小說出版的時候,作者禮平曾經說過:“如果二十年后還有人愿意看它,那它才真的算得是好東西。”現在看來這句話說得其實是有些謙虛了。

  這是一部充滿抒情畫意的小說,同時又是一部具有永恒意義和充滿人性化的現實小說。小說主人公李淮平曾說:“真而不美,方成嚴肅;美而不真,方成浪漫。”然而對這部小說,我只想用三個字來評論:真、善、美。既嚴肅,又浪漫,還有對善的追求,是一部充滿人性化的小說。因為真,所以它引人深思;因為美,所以它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因為善,它會讓人的靈魂不知不覺中得到提升。它是時代的產物,但它并不僅僅屬于那個時代,或者說它本身就包含許多永無止境的話題。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閱讀過后依然被其深深觸動,同時又感到深深困惑的原因。

  比如說信仰。從小說中南珊所說的話,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結論:一個沒有信仰或者把信仰絕對化的民族,都是危險的,它常常使人的行為絕對化。文革帶來的災難也許就是最好的說明。可是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是否就等于宗教?小說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中國歷來被認為是一個缺少信仰的國度,宗教在中國文化中只占著微不足道的地位。然而南珊又給了我們這樣一個答案“對于信仰,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更好的傳統,中國人那種知天達命的自信和對于生死沉浮的豁達態度,成了中國文化思想中許多最優秀的傳統之一。”可是中國人到底有沒有信仰?中國人到底需不需要信仰?中國人到底需要什么樣的信仰?是否因為信仰的缺失造成中國人人性的缺失,對生命的漠視?小說留給讀者難以解決的困惑。筆墨引申到更深層次的文化尋根的話題。再比如說,南珊與李淮平的愛情結局,這讓人感到難受、同情而又感到深深的惋惜。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這個結局?是文革,還是中國文化?真的無法挽回?然而幸福到底又是什么?難道真的是像小說中的那位老人所說的那樣:只有痛苦與幸福的因果循環,才造成豐富的人生,正如古人告訴我們的要學會知天達命?也許換成西方人來寫這一篇文章的時候,這可能完全就是另外一個結局了。

  也許對于生活,作者本身也感到無比的困惑,也處于正在反思的過程。正如小說的題目“晚霞消失的時候”,晚霞消失,便意味著黑夜的來臨。黑夜不僅僅容易使人回憶往事,黑夜往往更是一個人最清醒,最理智的時候。黑夜最能讓人沉思。在中國的大地上,在打倒“四人幫”之后,本身也進入了一個沉思的過程,在等待黎明的到來。


晚霞消失的時候讀后感(三)

  這是一本由當年北京四中學生在“文革”時的記憶構成的書,里面有我們熟知的陳凱歌、北島等的文章,還有他們的同學,《晚霞消失的時候》作者禮平的文章。從中,我讀到了作者青蔥歲月的一段往事。劉輝宣,當年北京四中高一(五)班班長,學校“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廣為流傳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正是由他譜的曲。那是一段危險的年齡,可就是那個年齡段里的作者和他的同學們青春期的叛逆心理被環境堂而皇之的所誘發,從而掀起轟轟烈烈的群體性破壞運動,而不是像《在路上》和《麥田里的守望者》里是很個體的行為。1969年他離開北京四中,隨即入伍。這段經歷既是作者的噩夢亦是他的財富,他試圖解析這一切,多年后的1980年,他以禮平的筆名發表了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

  如今再看這篇小說,已經沒有了當初的激動和好奇,卻對小說的產生有了更多的理解。是的,就小說的敘事技巧看還相對稚嫩,比如當年小說最讓我動心的男女主人公的愛戀悲劇描寫遠不如瓊瑤來得藝術,可以看出作者的想象主要來自他的閱讀。這也難怪,在那個時代,愛情的實踐哪有那么豐富多彩,在他的周圍,耳濡目染的就像那時候服裝的顏色那樣單調,作者的觀察和認識只能停留在閱讀層面。當然,那個時代的愛情有其特點,若能真實的再現,對人物的塑造肯定會增色不少。也可能是作者志不在此,他想表達和表現的只是通過這對戀人的交往來反映他對產生那段歷史原由的一種思考。

  在“文革”后不久,這種思考就如干涸的農田急需用水,什么清水臟水只要能解渴都會受到重視。作者的思考在當年被認為是在反思“文革”和紅衛兵運動時,主張用真、善、美來認識科學、宗教和藝術。無疑,這在當時有相當的高度,這也是當年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比如王若水1983年9月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長篇評論《南珊的哲學》,就是從這些方面展開來討論的。作者并不同意王若水的觀點,兩年后,兩人的商榷的文章再次發表。不過他們的討論基本集中在小說中那些理論思考。其實評論家更注重的是青年人對問題的思考,他們敏銳地感到年輕人獨立思考的可貴,但他們又想從當時的認識中試圖從理論正確層面來引導青年們,從后來作者的一篇訪問記中看到,胡喬木當時對此也感興趣,邀請作者到他家里去討論,其著眼點應該也在這里。由于小說引起的爭議和批評,作者被迫從軍隊轉業。

  可能思考的時機還不成熟,許多事情還需要沉淀下來后再觀察。所以,盡管過了幾十年,再來看這些討論和評論,確實也有可笑之處。應該說,小說中的理論探討是作者著力展開的,反映了作者當時的思考,作者或許自認為對這些問題有了清晰的答案,通過小說主人公反映了他的思考過程和結論。可是由于學識及人生經歷所限,主要還是時代局限,這種思考和相類幾本小說比較仍顯膚淺。比如當年戴厚英的長篇小說《人啊人》,后來的有,經章怡和推薦的胡發云的長篇小說《如焉》。雖說小說不以理論探討見長,但小說中的理論探討若是從生活中生華,卻會產生比專業理論更強大的力量。

  重讀《晚霞消失的時候》,結合《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書及其他訪談所透露出來的背景,我對作者在小說中表露的心結有了一種新的體會。小說中反映了不同出身的人在風暴中的不同命運,進而怎樣去對待自己的命運,確實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東西。比如小說寫的時代,正好主人公們青春年少,處于青春期叛逆時期,這時候青年人的心理普遍存在不滿,就是對前人給予安排的秩序或其它一切表示不滿,要推翻這種既定的安排,當然這需要有理由,而那些具有叛逆心理的青年還都能說出一番在別人看來是歪理的理由,小說中的某些表達非常真實的反映了那時作者的心理。但同時他們對破壞之后的重建完全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沒有任何實踐經驗和體會可談,如果有一個導師出現自然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可是當導師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對青年人的那種叛逆心理冠以革命,有理而鼓勵和倡導的時候,潘多拉盒子打開了,后面所發生的一切也就不足為奇了。《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這本書我翻了后,引起我思考的就是年輕人的思想,在時代中的作用。從人的成長心理分析,我感到激進和革命的因子會永遠存在,這是人的本性決定的。問題是時代和環境對成長心路歷程的控制和影響,如何能更好地讓社會充滿真善美。如果小說中的反思由此追根溯源,對那些打著旗號推行的形形色色的理論結合歷史上的實踐進行理性思考,或許會帶來更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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