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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清廟

  《詩經:清廟

  于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注釋

  1、於:贊嘆詞,猶如今天的“啊”。穆:莊嚴、壯美。清廟:清靜的宗廟。
  2、肅雝:莊重而和順的樣子。顯:高貴顯赫。相:助祭的人,此指助祭的公卿諸侯。
  3、濟濟:眾多。多士:指祭祀時承擔各種職事的官吏。
  4、秉:秉承,操持。文之德:周文王的德行。
  5、對越:猶“對揚”,對是報答,揚是頌揚。在天:指周文王的在天之靈。
  6、駿:敏捷、迅速。
  7、不:通“丕”,大。承:借為“烝”,美盛。
  8、射:借為“斁”,厭棄。斯:語氣詞。

  譯文

  啊莊嚴而清靜的宗廟,
  助祭的公卿多么莊重顯耀!
  濟濟一堂的眾多官吏,
  都秉承著文王的德操;
  為頌揚文王的在天之靈,
  敏捷地在廟中奔跑操勞。
  文王的盛德實在顯赫美好,
  他永遠不被人們忘掉!

  賞析

  “四始”是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具體提出來的。他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他的話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據說又是來自魯詩之說。而作為毛詩學說思想體系的《毛詩序》,卻又僅僅把風、小雅、大雅和頌四種詩類作為“四始”。其實,自古以來雖然都講“四始”,而他們的說法又是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他們重視“四始”,實際代表了他們對整部《詩經》編輯思想體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詩的觀點,整部《詩經》,都是反映和表現王道教化的,所以鄭玄箋說:“‘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因此,每類詩的第一篇,當然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

  根據毛詩的解釋,司馬遷所說的四篇“始詩”都是贊“文王之道”、頌“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陰行善”,招賢納士,致使呂尚、鬻熊、辛甲等賢士來歸,并先后伐犬戎、密須、黎國、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豐,作豐邑,奠定了周部族進一步壯大的雄厚的基礎。(見《史記-周本紀》)他在世時,雖然沒有實現滅殷立周、統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國政”,卻使周部族向外顯示了信譽和聲威,為他兒子周武王姬發的伐紂興國鋪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開國賢君。《詩經》中很多詩篇歌頌、贊美他,是符合歷史真實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升歌《清廟》。”《禮記-祭統》:“夫人嘗禘,升歌《清廟》,……此天子之樂也。”《禮記-孔子燕居》:“大饗,……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可見,它的意義已不只是歌頌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所以孔穎達疏說:“《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祀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為《周頌》之始。”然而,這篇“頌始”,到底是敘寫的什么內容,歷代的《詩經》學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詩序》說:“《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魯詩更直接說是“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引)而《尚書-洛誥》則說:“禋于文王、武王。”以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時用的歌舞辭,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現。可是鄭玄箋提出清廟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廟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認為《清廟》只是“周王祭祀宗廟祖先所唱的樂歌”(高亨《詩經今注》),并不一定是專指文王。不過,從“四始”的特點來看,說是祭祀文王的樂歌,還是比較有啟發的。至于是周公所作呢,還是周武王、周成王,甚至周昭王時所作,還是作于周成王五年或七年等等,一是史無佐證,二是詩無明言,所以也都只好存而不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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