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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維天之命

  《詩經: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于穆不已。
  于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注釋

  1、維:語助詞。
  2、於:嘆詞,表示贊美。穆:莊嚴粹美。
  3、不:借為“丕”,大。
  4、假:通“嘉”,美好。溢:馬瑞辰《毛傳箋通釋》:“《爾雅-釋詁》:‘溢、慎、謐,靜也。’…詩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靜我也,靜我即安我。”
  5、駿惠:鄭箋訓為“大順”,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惠,順也;駿當為馴之假借,馴亦順也。駿惠二字平列,皆為順。”
  6、曾孫:孫以下后代均稱曾孫。鄭箋:“曾,猶重也。”篤:指篤行,行事一心一意。篤,厚。,兩段歌詞,結尾處以詠嘆作副歌。這種形式,在當代歌曲中,也還是很常見的。

  譯文

  是那上天天命所歸,
  多么莊嚴啊沒有止息。
  多么莊嚴啊光輝顯耀,
  文王的品德純正無比。
  美好的東西讓我安寧,
  我接受恩惠自當牢記。
  順著我文王路線方針,
  后代執行一心一意。

  賞析

  《維天之命》是《周頌》的第二篇,無韻,篇幅不長,充滿了恭敬之意、頌揚之辭。詩為祭祀周文王之作(《毛詩序》所謂“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純”、“駿惠我文王”等句可證,古今并無異議,但對成詩之時,則漢儒、清儒之說有分歧。鄭玄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他認為此詩作于周公攝政五年之冬。而陳奐《詩毛氏傳疏》則云:“《書-雒誥》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維天之命》,制禮也;《維清》,作樂也;《烈文》,致政也。三詩類列,正與大傳節次合。然則《維天之命》當作于六年之末矣。《雒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鄭注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后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謂周禮行于七年致政之后,是也。而箋以告太平為禮未成時,在居攝五年之末,則未是。詩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自在制禮后語矣。”據他考證,鄭玄之說有誤,此詩當作于周公居攝六年之末,即公元前1110年。今人陳子展《詩經直解》認為陳奐之說較鄭箋“為有據也”,茲從其說。

  此詩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說文王上應天命,品德純美;后一部分四句說文王德業澤被后代,后代當遵其遺教,發揚光大。讀者稍加注意,便會發現前后兩部分在結構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個逆挽,也就是說,今傳文句將原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於乎不顯”的平行結構在句子的排列組合上作了小小的變化。語義絲毫未變,但效果卻很不一樣,兩個“於”字的疊合,更顯出嘆美莊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沒有用感嘆詞,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邏輯排列,平鋪直敘,波瀾不驚,在唱出重音——贊頌文王——之后,以輕聲順勢自然收束,表示出順應文王之遺教便是對文王最好的告慰,這樣一種真心誠意的對天祈愿與自我告誡。

  從詩的句式看,此詩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純”與第七句“駿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壓縮成“文王德純”、“駿惠文王”這樣的句式,如此則八句均為四言,整齊劃一。《周頌》中不是沒有這樣純用四言句的詩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為《周頌》中多無韻之詩,可能會有人將這種句式參差與勻整的不同與有無韻腳聯系起來,以為有韻之詩句式以勻整為尚,無韻之詩句式以參差為尚;這樣看的話未免太絕對,上舉《臣工》、《噫嘻》等無韻(江永《古韻標準》謂《臣工》“韻不分明”,語尚含糊)之詩也是齊言句式,就很難以此解釋之。筆者以為《頌》詩的句式參差與否,除了語言表達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樂的需要。據鄭覲文《中國音樂史》說:“《頌》律與《雅》律之配置不同,《雅》為周旋律,《頌》為交旋律。”而阮元《釋頌》強調《頌》之舞容而謂其全為舞詩。據此,則《頌》詩的音樂大約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變化多一些,句式參差與勻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異。這樣的理解是否正確,筆者不敢妄斷,謹以之求質于治中國古代音樂史者。

  至于說此詩的內容,實在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頌揚文王德配上天,對其美德頂禮膜拜,正是周公攝政制禮,確定祭祀文王的規格儀軌之后,創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題。而因其言詞古直,情意樸素,尚無矯揉造作之弊,令人讀來并不致于像讀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辭那樣產生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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