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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讀后感

  烏合之眾讀后感(一)

  通過閱讀《烏合之眾》,使我對群體的特征、群體意見和信念的形成、群體的分類及具體特點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下面將從具體章節的內容出發,談談我的看法。

  首先,群體的特征概括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1.組成群體的個人個性消失,感情和思想轉向一個不同的方向。2.環境的變化導致群體性格變化。3.群體中的個體相互傳染并易受暗示。4.群體往往沖動、易變且急躁。5.群體可以產生幻覺,因此他們的“證詞”毫無價值。6.群體想象力改變著傳統書中記錄的神話。7.群體的情緒夸張且單純,同時由于缺乏理性,因此群體具有偏執、專橫和保守的思想,并具有雙重的道德標準。

  以中國的大背景為例:

  毫無疑問,“中國人”組成了一個群體。當這個群體中的個人走到世界其他國家,人們往往不會去關注每個個人的具體個性,而是先把這個人貼上“中國人”的標簽,用他們曾經對“中國人”的整體看法來看到這個人。這樣便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群體內個人個性的“消失”。

  中華民族有著漫長的歷史,從秦皇漢武到如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國內與國際環境當然處在千變萬化之中。而由此形成的國人性格也由雄踞天下的驕傲到受人侵略、奚落而腐敗無能,再到新中國成立并進一步發展,中國人民的性格在困難與挫折中不斷變得堅韌。由此可見,環境對群體性格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從遭受列強侵略,到新時期遇到的地震、雪災等自然災害以及國際眾多反華勢力的不斷侵擾,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中國人民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殺戮、被天災人禍所侵襲、在國際上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相信,這都會激起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的愛國心,并以其自身的行動感染周圍的其他人。像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時期的國外種種反華勢力的不斷挑釁下,我們不止一次的看到身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集體組織游行、抗議。他們的行動感染著身邊的人,并給與其他人一種身為中國人,應該或不應該做某些行為的暗示。

  “群體是刺激因素的奴隸。”它會隨著刺激因素的改變、強弱,而充滿激情的去改變自己。爆炸性的消息更能引發群體的想象力。還記得一段時期內,中國似乎發起了一場“抵制家樂福,抵制法國貨”的“討論”,正是受到了會見達賴問題的刺激,從而稍顯沖動的做出一系列動作。當然,這并不否認,也許隨著時間的流逝,中法雙方的關系應該是向著互利合作的方向發展的。到那時,群體中個人的做法也必將隨之改變。因為“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完全可以體現出群體的沖動、易變且急躁。

  群體可以產生幻覺,我覺得這也可以認為是易受傳染與暗示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集體觀察極可能出錯,大多數時候它所表達的是在傳染過程中影響著同伴的個人幻覺。”也可以說是一種“從眾”。當個人對自己的想法持猶豫態度的時候,周圍人的行動將對其進行傳染,從而使整個群體都具有了同樣的行動。但其實這只不過是少數幾個人的意愿而已。

  群體情緒夸張,我認為這是表明,面對外來的刺激,群體更容易做出比個人更為強烈的反應。或者說是群體做出的行為對外的影響力更大。以國家的名義和以個人的名義相比,當然前者的威懾力更強。所以,國家的整體強盛要比個人的財產增加更為重要。至于說群體偏執、保守。我并不認為這一定是件壞事。如果群體還是以國家為例,那么它制定政策或者執行其他國家事務,甚至于這個國家本身的存在,都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政策不能朝令夕改,當國家遭受他國政治、經濟侵略的時候,不能輕易地“服從于強權”。這就是對于異質性群體的態度。當然我認為書中提出的“群體絕對不會接受矛盾,進行討論。”這個觀點不是很贊同。當代社會很流行民主,允許人們有言論自由權。當人們的不同意見向群體的原有觀點發出挑戰時,誰會取得優勢,并不能十分絕對的肯定。因為有很多政令、政策就是人民從自身的角度提出建議的。當這些建議并不危害社會公眾利益時,當權者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需要人民的廣泛支持。

  “群體對強權俯首帖耳,卻很少為仁慈心腸所動。”是的。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槍桿子里出政權”,所以,從中國鴉片戰爭以來,要想改變整個國家,就必須把自己武裝的強勢,而不能期待著政權自動的給與一個沒有任何力量的集體。

  群體接受的觀念必須簡單明了,因為群體沒有理性、沒有推理能力,“它不能辨別真偽或對任何事物形成正確的判斷。”這一點對于前者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群體當中的個人并不具有同等的理解力,整個國民的素質也不是完全一樣的,所以能讓整個群體共同接受的觀念不能超出個人的理解范疇。至于后者,只能理解為群體易受強加的判斷。

  書中提到了“當觀念通過不同的方式,終于深入到群體的頭腦之中并產生了一系列效果時,和它對抗是徒勞的。”對此,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舊中國一直存在的封建帝制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影響作用著整個中國。但是,從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廢除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封建帝制,這是個很明顯的事實,可以看出對抗傳統根深蒂固的觀念的行動已成功而告終。也正如群體的信念中作者所提到的,“只有用暴力的革命才能對牢固扎根的信念予以革新。”

  其次,群體一切信念和意見的基礎有種族、傳統、時代、各種典章制度和教育。我主要對傳統、制度和教育談些看法。

  書中提到“對于一個民族來說,理想的狀態是保留過去的制度,只用不易覺察的方式一點一滴的加以改進。”對于這一點,我認為這就會忽視革命對歷史發展的促進性。對于已經明顯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傳統,我認為應該用革命的方式予以廢除,革命是激烈的。因為如果明知行為違背真理,難道還要眼睜睜的看著它自生自滅而無動于衷嗎?

  各種制度沒有固定的優點,它們本身無所謂好壞。“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制度,對于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所以說,無論打著什么旗號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的侵略行為都是令人不齒的。因為內群體對外群體有種天生的排斥感。

  教育方面,作者認為中國的教育是純粹的應試教育。只是背書和服從,而缺乏實踐。導致精神活力衰退。中國學生讀書只懂得按部就班,為的是獲得一份平庸的工作,繼而一代又一代的循環往復。這方面,正是中國教育的現狀,也就是群體的領袖——國家領導者應該予以重視并加以改進的。

  群體的領袖要想對群體施以影響,必須具有堅定的信仰,對反對者的“無視”,以建立權威,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獲得個人的名望。“能夠取代名望的只有財富。才干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所以領袖必須要靠不斷地額重復、傳染和大膽的斷言,來對群體保持領導。現實來說,他們必須很重視輿論的煽動力。因為電視、報刊等傳播媒介可以大量反復的向公眾傳播領導者的意圖。這對政權的鞏固或者說人民的服從是起很大作用的。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出,媒體屈從于社會思想主流,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導致輿論的導向性減少。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一旦某些群體或集團的的思想成為整個社會思想的主流,它必然要求一切有與其矛盾的思想意識不能供大眾所認知。當然對于公民個人的看法,應該沒有很好的辦法予以強制。另外不可否認領導者的個人魅力也具有不可預知的能量。比如拿破侖,這個矮個子將軍有著強大的個人魅力,使得他的追隨者心甘情愿得為他“神魂顛倒”。因為名望帶來地位與權力。

  最后,我想簡單的談談信念。信念作為組成群體的必備要件,它具有明顯的牢固性。一旦信念在群體的頭腦中生根,就會成為鼓舞人心的源泉。民族信念的消失,就會成為其衰敗的信號。值得欣慰的是,中華民族這個群體在五千年的歷史中,雖然經歷了種種困難,但是仍然保持著頑強的民族信念,生生不息……


  烏合之眾讀后感(二)

  有一種說法盡人皆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們都以為,跟隨群眾的觀點總是沒錯的。然而這個流傳了世世代代的說法,卻未必是真理。在群體中,個人的才智被削弱了,個性也被削弱了,作為個體的異質被同質化吞沒了,無意識品質的優劣決定了群體智慧的高下。群體往往表現出沖動、易變、急躁,沒有長遠打算,情緒夸張與單純,輕信、易受暗示,同時智商普遍降低。簡言之,群體是盲從的。這便是勒龐在《烏合之眾》當中的觀點。

  《烏合之眾》以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為背景,分析研究社會歷史運動中作為主題參與的群眾,他們的行為、心理的諸般特征。作者勒龐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同時他也是典型的精英主義者,他反對集體主義,最早闡明了“個體在群體影響下思想與行為的轉變”。

  群體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以一定的方式聯系在一起進行活動的人群。從心理上學說,一千個偶然聚集在公共場所的人,沒有任何明確的共同目標,因此只能看成一群聚在一起的人,這樣的一群人不能被叫做群體。而當一個偶然的契機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這群人就有了同一種心里特征,我們姑且稱之為心理群體。心理群體形成之后,會表現為一種共同的,暫時的,然而又是十分鮮明的普遍特性。群體中的個人行為表現具有四個特征:第一是自我人格消失,第二是無意識本能起決定性作用,第三是情感與思想在暗示與傳染的作用下轉向同一個方向,第四是暗示的觀念具有即刻轉化為行動的沖動。個人的決策通常比群體決策更好,個人能產生更多較好的主意,而群體決策由于受到不同意見和論點的約束,加上害怕被人認為愚蠢等心理制約,因而不容易使決策具有較大創造性。

  前段時間有一起事故在網上吵得沸沸揚揚:老人在街頭摔倒卻無人前去幫忙,導致老人窒息而死,其親屬埋怨眾人太冷漠,埋怨這個社會缺少愛心。但是從勒龐的觀點來看,這種眾多旁觀者見死不救的現象稱為“責任分散效應”。心理學家發現,這種現象不能僅僅說眾人冷酷無情,也不能說是道德淪喪的表現。在某人遇到危險時,如果只有一個旁觀者,這名旁觀者會清晰的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對受難者給予幫助,如果他見死不救,會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然而如果有眾多人在場的話,幫助求助者的責任就由大家來分擔,造成責任分散,每個人分擔的責任很少,旁觀者意識不到他那份責任,會有“我不去救會有人去救”的心理,導致“群體冷漠”的局面。

  有群體的地方就會有領袖。我們習慣把風光的領袖看成思想家,事實上,他更有可能是個實干家。他們并沒有頭腦敏銳、深謀遠慮的天賦,他們也不可能都有這些品質----這會讓人優柔寡斷、猶豫不決。只要他們能擁有信仰,堅定的意志,狂熱的感情,便能得到大眾的擁戴。蕓蕓眾生總是服從于意志堅強的人,因為他們更知道如何迫使群眾接受自己的看法。每個領袖都有自己獨特的手段,其中有三個手段最為重要:斷言法、重復法和傳染法。斷言簡潔有力,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斷言越是簡單明了,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他就越有威力。重復對于群體的作用力十分強大,這種力量來自這樣一個事實,不斷重復的說法會進入我們無意識自我的深層區域,我們的行為動機在這里形成,所謂謊言重復千遍就成了真理。各種觀念、感情、情緒和信念,對于群體來說,傳染力都和病菌一樣強大。比如當年的大躍進運動,毛澤東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具體該項運動是否符合科學規律,是否是可行的,群眾無暇去顧及。簡明慷慨的口號,群眾轟轟烈烈的去生產,大量不切實際的任務和指標隨之出臺。可見,斷言、重復和傳染是掌握群眾動向的利器。

  群體是盲從的,很多商家正是很好的利用了剛才提到的三種手段,斷言、重復和傳染,來達到商業目的。就拿當下流行的整容來說,通過商家無孔不入的廣告宣傳,雇傭大量寫手來編造一些自身整容成功的例子,給群眾們造成了一個通過整容換來美好人生的幻象。再加上一些明星的熱捧,使得大眾完全失去理智,蜂擁而至的去整容。但是整容的危害盡人皆知,平白無故的挨上若干刀,任何正常人都會有不良反應,無數整容失敗的例子傳出。即便如此,還是阻擋不了愛美人士的腳步,失敗的人數越多,愿意去嘗試的人也就越多,大眾盲從的心理可見一斑。較為突出的可以拿“紅粉寶寶”作為例子,一個80后花了400多萬做了200多次整容手術,結果幾乎沒有成功的,當初受了鋪天蓋地的廣告的影響,如今換來的卻是遍體傷痕。

  在汶川大地震之后,萬科董事長王石,也在忽略了群眾的特性之后犯下了錯誤。當時的萬科總部捐款數目為200萬人民幣,并且員工捐款以10元為限。沒想到此舉遭到廣大網友的炮轟,理由為其他不少企業捐出數千萬資助,萬科此舉顯得寒酸摳門,有損企業形象。為此,王石專門向群眾道歉,并解釋說“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應成為負擔。萬科對集團內部慈善的募捐活動中,有條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因慈善成為負擔。”但是網友們依舊不依不饒,王石最后不得不做出讓步,最后公司以1億元資金參與四川地震災區的臨時安置、災后恢復與重建工作,并以綿竹市遵道鎮為重點;“該項工作為純公益性質,不涉及任何商業性(包括微利項目)的開發”。王石顯然忽略了一點,群體是不受理性的影響的。依照勒龐的觀點,群體是感性的,邏輯推理對群體不起作用。如果要想讓群體相信什么,就得先高清楚讓他們興奮的感情,再假裝自己也有這種感情,必要時還要用極端的行為表現對這種感情的狂熱,然后引領群眾的情緒。不僅如此,還要密切注意講話的效果與大眾情緒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措辭,讓群體把感情傾向自己的需要。說理和論證戰勝不了一些詞語和套話,大眾對于說理反應遲鈍,因此總結出一些套話可以免去大眾思考的繁瑣。就像律師的藝術一樣,要想駕馭眾人,首先在于辭藻的學問。

  勒龐書中的很多觀點,不僅在當時的寫作背景下有用,放到當今的中國也極為適用。也許群體的秉性有史以來一直未變,作為一個精英主義者,勒龐對群體的分析透徹至深,難怪墨頓會對此書做出如下評價“勒龐的這本書具有持久的影響力,是群體行為的研究者不可不讀的文獻。”只有找到了病源,才能研究出治愈其的良方。群體是虛無的,具有可塑性。需要用到群眾的時候,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到群眾的時候,群眾是“不明真相”的。同時,集體主義也為社會鋪就了“通往奴役之路”。


  烏合之眾讀后感(三)

  中華民族一直是個強調集體的民族。無論在文學表達還是日常表達中,人們往往更傾向于使用復數的“我們”和“咱們”而非單數的“我”。這種表達習慣的形成遠可追溯到先秦的“保甲”制度,近到抗戰、文革乃至今時今日的反日潮流,即使置于全世界的范圍內,如此長時間、高強度的,對于個體間緊密聯系的強調也是相當不可思議的。“團結力量大”,作為文革期間極為流行的一句口號,與同時期的很多其他口號一樣,試圖以一種不容置疑的、極端粗暴的口吻做出某種籠統的、形而上的價值判斷。在戰爭時期,這樣的口號和標語顯然是很有感召力的(或者說是很有蠱惑性的)。在文革時期,集體價值判斷幾乎全面抹殺了個人存在的價值,要質疑這樣的一句話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顯然也是不明智的。而隨著改革開放在思想文化領域的逐步的深入,一方面由于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沖擊,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十年浩劫的深入反思逐漸結成了豐富的果實,“團結的力量一定比個人大嗎?”,“為了追求這種力量我們放棄什么?”“以及“這樣大的力量究竟是不是好事?”等等問題逐漸清晰的浮出了水面。舊價值判斷已經明顯過時,而新時代的普世價值卻遲遲沒能成形。在這樣的背景下,勒龐的《烏合之眾》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關照自身的鏡子。一方面,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以科學家客觀的目光對大眾心理做出極為簡潔、直白甚至到有些殘忍的解剖,將大眾心理這股混沌的洪流分解為清澈見底到令人觸目驚心的細流;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作為一個熱情的法國人,其作品不時流露出對法蘭西民族真切的人文關懷。試圖以此對法國做出一個整體的判斷是極為片面而幼稚的;盡管如此,管中窺豹亦可見一斑,這并不妨礙我們借著一個法國人的目光去審視法國的歷史,并借此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做出更理性客觀的判斷。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完成于1895年,作為一本心理學專業著作,其中的概念及其表達都相當通俗易懂,不難看出它最初就是一本面向“大眾”的“大眾心理研究”。這種方法既是殘忍的,同時也是極為有效的。勒龐在書中提出的許多理論,就其用詞的犀利而言,絕不亞于魯迅的諷刺小說。勒龐說:“所謂的英雄或暴君,從未真實的存在過,他們只是人們為了滿足心理需要而杜撰出來的人物”,“候選人必須用最離譜的哄騙手段,才能征服選民,同時還要毫不猶豫的做出最令人異想天開的承諾”,這些話語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聽來依然振聾發聵。在他的敘述中,集體的力量之粗蠻,方向轉變之迅速,思維方式之簡單,簡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勒龐的研究是否足夠客觀和全面,作為非專業人士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要將其生搬硬套于此時此刻的中國也絕對是不可行的。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其中對于“群體心理”,“群體意見與信念”的敘述,在當今中國社會的語境中是有一定價值的,是值得我們深入思索的。

  “團結力量大”在五十年代后期開始長期被扭曲理解為“團結則戰無不勝”和“團結則無所不能”,這是群體不承認障礙的一個表現。當全社會充斥著一種“只承認前進不承認停滯和后退”的氛圍時,個人很容易被這種盲目的樂觀主義裹挾,進而半信半疑的成為群體中推波助瀾的“幫兇”。也正如勒龐所說,“并不是每個人都必然會被這種氣氛感染,但如果他沒有感受到這種情緒的話,那么他就會淪為群體情感的敵對方。”在特殊時期,這種“站在人民的敵對面”的行為可能帶來不同程度的惡果,甚至可能招致殺身之禍。而在當今社會,這種自我意識的消融和群體情感的同化似乎不那么容易發生了,但在“天涯”和“貓撲”等網絡論壇上,這種群體表達簡單、夸張、粗暴、直白的傾向仍然隨處可見。“暴民政治”是否隨著技術的進步轉入了更為隱蔽的表達空間?而在情感的表達上,“網友”們往往極其統容易受到暗示,邏輯往往也是極為簡單的。由于基數的龐大(或者由于網絡本身匿名的性質導致了這樣的幻覺),網民往往包辦了“執法者”和“審判者”的角色,“人肉搜索”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非道德行為確實值得譴責,但是在少數人的煽動之下,在融入集體時(虛幻的)強大力量面前,網民們往往容易產生極端的情緒,并選擇用極端的語言來抒發自己的情感,用惡毒的語言攻擊那些“沒有感受到這種情緒”的較為客觀的言論,更有甚者會將這種語言暴力轉化為身體上的暴力。令人吃驚的是,這些“網絡暴民”中也包括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甚至大學教授,在群體中,他們部分或完全失去了對自我語言和行為的自制,以一種近似于原始人的狀態做出判斷和行動。

  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這本書中的敘述不免有過分之處,對于群體的分析也僅僅止步于一種極端的絕對的情況。這與作者的個人情感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介時法國大革命的余波尚未散去,勒龐不僅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更是作為一個法國人,對于動蕩的社會環境和層出不窮的革命依然心有余悸。這種激進的表達雖有失偏頗,但也反映出作者作為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的形象。因此在內容上,我們也不需要全盤接受書中的觀點,用一句老話來說,就是要“批判的”接受書中的觀點。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當然要對人性的進步、法律的逐步健全充滿信心,但與此同時,勒龐也我們心里埋下了一顆種子,面對“團結”、“愛國”、“群眾”、“人民”等“大而空”的表達時,如何保持獨立的判斷,如何提防“群體心理”的侵蝕,也是對我們素質的一次真正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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